盛洪：首先经济学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套分析方法，可以用这套方法去分析很多事情。当然它不应像“经济学帝国主义”那样企图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但是至少这套方法能够对被视为传统经济学以外的事情做比较清楚的分析，很难说这是进入其他人的领域，我们也欢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似乎是经济学的传统领域。
第二点，我是个经济学家，但同时又是个知识分子，我肯定不只是关注经济学的传统领域，我关注的是更广阔的问题，包括对人类历史的关注，对文明兴衰更替的关注，当然，还有对人类未来的关注。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一种很自然的关注，并不是说好象学术界要分成谁的领域。
第三点，经济学家有他独特的视角，他用这种视角去分析问题有某种优势，可能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所不具备的。当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有经济学者不具备的优势。我关注这一问题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方法多元化的态度。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方法是比较成熟的，它的逻辑是比较严谨的。它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比如文化问题、文明兴衰的问题）的分析得出自己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有别于通过其他方法得出的结论。比如我在《什么是文明？》里说，假如根据目前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主流规则的话，我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去推论，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再一点，这些年经济学本身也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那套分析方法。实际上，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制度，而制度应该说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它的优劣是要在历史中被检验的。但是，被历史检验这件事需要较长的时间，不是像一项技术、一个新产品那样就能马上见效的。一个制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来检验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本身内在地就是一种有历史视野的经济学。所以我关注历史、关注文化兴衰、关注制度的变迁和演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邓聿文：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你觉得中西文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盛洪：简单地去概括中西文明是件危险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找几个点去描述，但要切记一点，不要认为一个文明就是这样的。
先说西方文明。西方历史从希腊罗马起，到中世纪小邦国互相征战，形成民族国家，逐渐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再到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最后到今天。从这一过程来看，西方文明内部有两个非常优秀的传统。一个是希腊理性主义传统，一个是希伯莱基督教传统。这两个传统在西方文明内部经过了上千年的争斗、互动、博奕，构成了整个西方文明。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两种传统形成了某种分工。希腊传统更侧重于理性主义功能；而希伯莱传统更侧重于宗教功能。这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情况。
对外而言，西方文明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具有进攻性、比较具有扩张性的文明。原因是西方文明两种传统的互动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构架，这种构架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正是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及其竞争结构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竞争，近代以来又发展到了一种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更是把这种竞争推向了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竞争，不仅是一种和平的竞争，而且是一种通过暴力、战争的竞争。这是近代欧洲战乱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竞争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多少人死亡，多少财产被毁灭。当然，它也带来了对西方来讲所谓正面的东西，比如它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武器的改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包括市场制度、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在内的近代制度的形成。这种竞争激烈到最后无法在欧洲本土完全摆平，于是自然就要走向对外扩张，这实际上是把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推向了全世界，也把欧洲国家之间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推向了全世界。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特点。
反观中国历史，上古是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国家间以暴力为主要竞争形式的时期。这个时期结束于秦汉。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国家，在文化上表现为整合。在整个国家制度上，由于汉朝奠定了儒家为主导的文化传统，没有出现战国状态，所以不存在国家间的暴力竞争。另外由于它推行了一套相对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主义的文化，也使得它对周边国家的扩张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一直到近代，除了有些分裂时期，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中华文明的内部结构其实也有很复杂的不同的文化来源。比如道可能起源于南方，佛是从印度传入的，儒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是夏商周文化的集大成者，通过孔子的理性主义的改造形成了后来的儒家传统。中华文化的这种内部结构相对于西方来说，不同起源的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像基督教和希腊文化那么激烈。例如，佛教和儒学的竞争和冲突就比较平和，佛教进入中国，无论是高层还是平民最初都是欢迎的，它和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的境遇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是以儒学为主的，不同起源的文化在其内部没有形成鲜明的分工，这与西方文明也不一样。因此，这种文化结构不可能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向极端。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邓聿文：从你刚才的分析中我有一点还不太明白，正如你所说，暴力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战争被看成是一项有风险但颇有收成的投资。随着暴力和战争而来的，是战争融资制度、战争赔款制度、政府财政制度以致企业制度等近代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出现。如果说暴力的本质是反文明的话，可通过暴力衍生出来的这套规则却是文明的，它们是否矛盾？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
盛洪：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由暴力衍生出来的文明，比如西方文明，它的存在与发展和它对外部的暴力征服有关。这样一种暴力侵犯----像对殖民地的侵略，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缓和其内部冲突，有利于在其内部建立一套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制度。这套制度实际上也是在解决一个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所谓自由，指的是市场自由，也就是人和人之间自愿地在市场上交易。但是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公共物品问题、外部性问题等，是需要通过政府来解决的。政府解决方式，西方发展出来民主，民主就是通过议会投票。这种投票也有其弊端，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揭示出，民主投票程序有时也会失效，甚至民主投票程序本身就构成了多数暴力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民主制度并不总是那么有效的。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一旦我们在公共投票中，有几个不同的派别僵持不下时，假如有一个利益增量，就可以摆平各方，例如两个人分一块饼，如果这块饼是100的话， 两人都要60，就分不了，但是新增一个20的量，变成120，就能分了。那么，这个利益增量从哪儿来呢？在近代，西方国家是通过对外的暴力征服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的，并由此建立了它对内的民主自由制度。西方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以其他国家的受损为代价的。
但是，全世界如果都向外扩张的话，人类的最终命运可能就走向毁灭，因此，就需要部分地修改这一规则。这是因为，二战以前，西方国家的利益增量主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大部分民族国家独立了，这一块增量就没有了。战后西方逐渐走向福利国家，这和它的增量没有外部来源有关。原来跟外国人要钱，现在则跟后代人要钱。于是政府的借贷不断增加，开支占GDP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债发行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都得后代来尝还。
另一方面，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些不太合作的文明在某些时候比合作的文明发展得更好，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比如500年后这一文明会是怎样？不能从现在某个文明昌盛来看它今后也会昌盛。我认为，判断一个文明是否真正具有合作性质的文明，主要看它的崛起是不是以对别人的损害为代价的。如果它的崛起带来别的文明的崛起，这样的文明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如果它的崛起是以损害别的文明为代价，那么这种文明肯定不能在全球普及。
邓聿文：谈中西文明的对比不能不谈近代。20世纪还有几天就要过去了，21 世纪即将到来。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总喜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你认为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在刚才的中西文明对比中，我谈到了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西方文明本来就是在战争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它长于此道；而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的国家。作为东亚的一个强国，它反而是疏于国防的，这是因为它没有这种战争的需求，所以很自然在暴力的竞争中它要衰落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看看历史。我们要注意，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首先是军事失败造成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和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等等都是一系列的失败。当然到了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总的来说，中国在军事上的抗争处于劣势，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原因，它没有这样一个由军事竞争带来的对技术和制度的改进。首先，它的技术相对于西方是落后的；其次，从制度上说，它有它的独特制度，别看它是一个大国，但它实行的是一个小政府的制度，这种小政府制度本来就没有对外进行战争的功能(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对外打过仗)。从而导致它内部的一套制度按西方标准来说，发展得不是那么成熟：它没有从君主制发展到民主制。君主制是所谓家天下，它不能真正了解到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是什么；而民主制比君主制从逻辑上讲是更具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的，因为她通过选举，通过议会来制定法律，这样就更能体现老百姓的意志，从而民主制下的治理也就更有效力。而君主制，即使是最好的君主制，只能猜测老百姓的意志，民主制却能直接反映老百姓的意志，这是很大的区别。
由于君主制是家天下，不是以老百姓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样它在征税时就不能征收很高的税，这是因为老百姓在一个很低的税负下，是可以承认君主制的，税负很高老百姓可能就要造反。但如果走向民主制，老百姓意识到保家卫国的意义，他们可以通过议会去提高税率。实际上近代西方国家的税率比清朝要高得多，这和它的民主制度是相关的。所以在这种政府结构和制度结构条件下，中国文化在暴力的竞争中就缺乏效率。
前面讲了，暴力的竞争有时会带来一些正面的、积极的结果，例如它会促进技术的发展，并使之用于民品的生产，增加社会的财富，在暴力竞争中落后，那么在经济竞争中它也相对处于劣势，我想，这是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些原因吧。
邓聿文：近代以来，对于西方国家的挑战，非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回应，这就是所谓“现代化”过程。你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何来理解中国现代化对于全球的意义？
盛洪：这主要看你来如何看待现代化。我觉得有两种“现代化”需要分清。一种是西方化。因为中国在军事上战败，在经济上落后，在政府制度上也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救亡图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摹仿西方，这是“全盘西化”的主张。其逻辑就是，谁强，我就学谁；谁比我发达，我就学谁。这其实很简单，但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这种冲击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文化的一些新的信息；但同时中国文明很自然地又是一个从五千年走过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冲突和博奕。如果我们简单去实行所谓西方化或“全盘西化”的话，它并不符合中国近代的需求，而比较成功的做法就是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要有深入的认识，要放眼看世界，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也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批判，这些批判有的是很深刻的，确实触及到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和问题，但还有一种批判是比较盲目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只是认为这种文化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
中国文化中其实有很多优秀的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把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与中国文化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我想，关键在于我们的创造力。所以我提出“现代化是现代人的创造力”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我们因循守旧，一味地去追随古人，或者盲目照搬，一味地去追随外人，这都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深刻认识传统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实际上我们对不同文化新的整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应该是这么一种东西。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人理解的现代化，是在和传统彻底决裂的基础上，走西方化的道路，也许口头上不这么讲，可实际上却是这么做的。
至于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对于全球的意义，刚才说了，这要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是成功地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如果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的话，它摆脱不了西方几百年来崛起所依赖的对外规则，即 “武器先进者胜”或“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看看美国。美国在国内的治理是全世界非常好的，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保证它对外没有扩张性，较少使用武力。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这样一个国家不能约束自己进行战争的冲动。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是为了人权等等，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对人权的亵渎，从科索沃战争到最近的美国国会否决核禁试条约和修改原来与苏联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都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在沿着“不断改进军事力量、不断提高武器水平”的道路走下去。当然我们很希望美国是一个有全球主义和天下主义关怀的国家，但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这一点。这和西方文化的内在性质相关，因为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对外的征服和战争，它的工业和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需要军事、战争去刺激才能实现，所以它内在地有一种改进武器的冲动，要在外部寻求敌人。假如中国将来发展到像美国这个样子，完全接受西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的话，我认为这种现代化虽然会给中国人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福利，但从全球来看，它没有什么更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在书里也强调过，中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道德理想，就是一旦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有能力去制止军备竞赛，那么，首先它可能通过自己的实力，通过自己的榜样去阻止整个世界走向进一步的军备竞赛。原子弹50年前就发明了，今天的武器水平可能更可怕，大家都玩战国游戏，进行军备竞赛的话，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中国怀抱天下主义的理想，她现代化后，应用自己的全部努力，去阻止这样一种军备竞赛的趋势继续下去。它应该在全世界通过其影响，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规则，这个国际规则不是靠强权，不是靠军事力量，而是靠一种平等的、和平的方式靠解决世界的冲突。它可能更倾向于借助某些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来实现这一点。当然，并不派除用暴力去解决问题，但这种暴力的使用，是通过国际机构一种正当的程序去行使的，而不是个别国家去行使暴力，而且最终是要把暴力限制在最低的程度。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走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它对全球的意义。
邓聿文：从你刚才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求财富，一是追求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取得成功；在追求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却很难说取得了成功。站在世纪末的今天，反思中国的百年现代化，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样的宝贵经验？
盛洪：现代化也好，制度变迁也好，我觉得都要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也就是说，这种创新，绝对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中国现代化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的军事失败把危机推向眼前，于是很自然地会有一些过激的做法。像五四运动，为了挽救危机，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小姐（引进多少是可以存疑的），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打击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人经常把五四运动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但是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文艺复兴是希腊文化的复兴，是理性主义的复兴，它摆脱了希伯莱传统的压抑，但是它从来没有要完全消灭掉希伯莱传统，要与希伯莱传统彻底决裂。事实上我刚才讲了两希传统在西方文化的位置和分量可能发生了局部的调整，但最终并不是说文艺复兴要去消灭掉基督教；恰恰相反，文艺复兴以后，在一种新的两希传统的结构中，西方近代以来一方面获得了理性主义的好处，一方面又有宗教的激情和约束存在，从而没有把理性主义推向极端。理性主义如果被推向极端的话，也是一个灾难，因为理性本来是有限的，人类要崇尚理性，但不能把理性推向极端，推向极端叫唯理主义。有些东西是理性所不能取代的，比如说，人类的道德规范并不是理性设计的，而是传统地形成的；比如说，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也不是理性完全能解释的，因为死是不能重复的。人类对生与死的解释，往往要借助于宗教。这就导致了西方近代相对良性的发展。而五四运动恰恰是在引进理性主义的同时，把孔孟、儒家当作理性主义的对立面，认为只有消灭了孔孟之道，才能够引进科学和民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实际上儒学或儒家传统在中国过去的作用，既扮演了理性主义的角色，又扮演了宗教和道德教化的角色。虽然它的理性主义相对不如希腊文化那么发达。其实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来代替儒学中不太发达的理性主义，但同时我们要保留儒家传统作为道德教化的功能，然而五四运动，尤其是后来的文革，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也就是它在批判儒学时把儒家传统中维系中国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和超越生死的功能给拿掉了。这种做法不是西方式的，恰恰是一种非常过激和极端的做法。到今天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虽然西方是一个崇尚理性主义的文化，但它们到处都建有教堂，电视里也有好多个宗教频道。他们知道宗教对社会的功能是什么。而在中国，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缺乏一种文化形式来进行超越生死的道德教化，也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缺乏一种坚实的道德基础。这也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不安的地方。我们是该问问，中国如果在物质上、军事上强大了，那我们在文化有什么？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仅仅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同时伴之以一种新文化出现的话，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现代化”。
邓聿文：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那套规则来玩，即使玩赢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不是说，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话，必须制定自己的规则，并按这个规则参与游戏？那么，这个规则一定要与西方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这不同体现在什么地方？
盛洪：西方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只不过它的面貌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规则是天下主义的规则，也就是大家都要平等相待，文化上要平等、沟通，要尽量地采用和平的方式来替代武力的方式去解决冲突。这样讲可能抽象了点，但核心是要用天下主义的规则来替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并不是凭我的军事实力来获得利益。而是凭其他的手段来获得利益，比如平等的竞争、自由贸易等等。西方也讲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但他们的“自由贸易” 后面跟着的却是军舰和武力。所谓改变规则，也不是单弄出一套规则，而是凭借国家实力的强大，参与谈判，通过谈判与合作，达成一些新的规则。
邓聿文：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不好吗？如何来评价中国当前日益升温的民族主义？
盛洪：从终极追求来讲，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但是要具体地分析。首先，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有两个民族主义的定义。一个是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些西方人的定义，就是说凡是对西方主流文化进行批评的，都被他们冠之为民族主义。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简单地讲，就是认为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他民族的利益。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霸权式的概念，它被用来套在对西方进行反抗、批评的人的头上，不幸的是中国有些人也在用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没有什么学术性或理性的根基的。后者应该是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民族主义定义。
天下主义的理想是什么？是全世界的人我都一视同仁。我不认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发生冲突，中国人就一定要赢，我要看规则是什么，它是否公平，如果确实美国人有道理的话，我希望美国人赢，这就叫天下主义。
如何来评判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如果假定任何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这一事件中，如果美国人应该获得公平的裁决和支持，而我却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从经济学角度看，从全世界来看，这是一种福利损失。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可以接受的？历史地看，民族主义起源于西方，英国、法国等国最早发展出民族主义，他们正是以这种民族主义为号召力，来和别的国家进行军事竞争，向全世界扩张。而他们在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实际上就对其他民族造成了损害。这种民族主义当然就是一种不好的民族主义，它通过暴力、通过军事去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
另一方面，在一国遭受侵略时，如果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号召它的人民团结一致去反抗侵略，那么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有其正当理由。也就是说，仅在这种条件下，民族主义有它的道德基础。这种民族主义，李慎之先生把它叫做解放的民族主义，或者反抗的民族主义；它对应于扩张的民族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当然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楚，两者之间也可能互相转换。比如美国独立时是解放的民族主义，但到后来向外扩张、甚至殖民菲律宾，就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就所以我觉得对民族主义要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分析，不能简单化。现在大家张嘴就说“民族主义”，这是不好的。
邓聿文：我们再来谈谈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平等参与的过程，而是表现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一种挤压。因此，有许多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呼吁，要警惕全球化过程中蕴藏的危险。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大片充斥着全世界，小孩子囔囔着要喝可口可乐，还有微软的肆无忌惮，等等，你还对中国文化这么自信吗？
盛洪：我当然一直很自信。实际上，你要看透文明的本质，就会觉得什么文化是最好的，而不只是看它的表面。但是，现在大多数人看问题都只看表面，包括对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口号的认识。我觉得在非常抽象的理论层次上，全球化是件好事。比如，我原来交往可能仅限于国内，或者国外也交往，但很少；而现在通过因特网，我与国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经济学已经证明，只要这种交往是双方自愿的，在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全球化肯定会带来全球的福利增量。
但是我们要警惕，很多美好的词汇往往会被错误地借用，会被意识形态化。 “全球化”、还有“经济自由”等，就被有些人经常用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并以损害别人为代价。这种“全球化”我不叫它全球化，而叫它扩张的民族主义。举个例子。对冲基金到东亚一些国家操纵价格，破坏别人的货币体系，从中获得利益，这样一种行为，有时也用“全球化”来辩护。这不是全球化真正的含义。
邓聿文：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含着天下主义的文化，为着天下主义的关怀，在新的千年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复兴中华文明？
盛洪：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质，这就是它的包容性。包容性使我们能获得文化整合的好处，大家能找到一种文化共识，同时保留局部文化的个性。当然近代以来也有人说中华文化有封闭性，我想，这是和它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有关。但总体来讲，中华文化是具有开放精神、具有包容性的一种文化。但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还很不够，还有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在里头。
我认为，面对新的世纪，中华文化应该有一种更大的包容性，更高的开放度，这是对中华文化将来要在世界上立足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环境，打交道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遇到过的，中华文化要想在21世纪有所作为的话，必须要包容这一切、整合这一切。
世界上有些文化在包容性方面不如中华文化。比如西方文化，虽然自称是全球性文化，但实质上是和它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相关的，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具有很高的包容性，从它的历史和源头来看，它其实有更强的排他性，尤其是希伯莱传统更是如此。
我认为，在新的世纪，中华文化首先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只有如此，它才能重新复兴，重新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文化。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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